我在徐博修文物

本报记者 张瑾

再现历史、修补记忆，文物修复师是一群“雕刻时光”的人，他们在博物馆文物展示的幕后，小心翼翼地复原久远年代的尘封旧物，保护文化遗产，传承人类文明。

(资料图片仅供参考)

日前，徐州博物馆“汉风华采——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陶俑展”策展人之一、徐博文保科技部主任赵晓伟在徐州博物馆报告厅，作了关于彩俑修复的讲座。

“文物修复过程中有收获，也有遗憾。”俑展的成功举办，并没有让赵晓伟松懈下来，而是及时复盘，总结经验和不足，以便更好地前行，“因为我们修的是文物。”

在汉俑的指纹间与古人『对话』

活起来的汉俑，看得见的历史。“汉风华采——徐州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陶俑展”筹备近一年，于今年年初在徐州博物馆开展。这是北洞山彩绘陶俑第一次大规模亮相。

徐州汉楚王墓群是二十世纪中国百项重大考古发现之一，北洞山楚王墓是其重要组成部分，出土了大量的珍贵文物，彩绘陶俑是其中最为精彩的部分。

俑即偶人，古代丧葬礼俗中的随葬明器。一般认为，俑的产生与夏商时期盛行“以人殉葬”的现象相关，西周以后人殉现象减少，逐渐为俑偶取代。

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，“事死如生”的汉代人将长生的梦想表达得淋漓尽致。1986年从北洞山楚王墓出土的200余件彩绘陶俑，反映了汉代楚王宫廷生活的各个方面，惊艳了考古界。

“2014年，国家文物局批复立项北洞山楚王墓的彩俑修复项目，经过7年时间，我们文保科技部成功修复了199件，项目主体工作圆满完成。以此为契机，2022年，徐州博物馆成功申请到了省文保专项展览资金，让彩俑得以展示。”赵晓伟介绍。

北洞山楚王墓的彩俑是如何被发现的？为什么色彩保存得如此完好？赵晓伟欢迎大家去徐州博物馆一探究竟，“这个展览从汉墓考古讲起，立体化地展示了彩俑的风采。”

除了修复完好的彩俑，展厅中还有数组陶俑残片。是没来得及修复么？赵晓伟否定说：“这是策展团队专门辟出的一个单元，用来说明陶俑的制作工艺和修复过程。”

汉墓中的陶俑，因常年在地下埋藏、受淤土挤压以及文物本身材质的劣化，造成断裂、裂隙等损伤。通过修复得以与2000年前制作陶俑的工匠进行无声对话，这样的经历，对文物修复师来说，非常难得和珍贵。

修复过程中，大家经常会发现工匠在将泥土按压进陶范时留在俑身上的指纹。即使经过岁月洗礼，它们依然完整地留在陶俑内部的表面，清晰如昨。

“遗憾的是，由于时间和技术等原因，我们没有从这些指纹中分析出有多少工匠参与制作了这批陶俑、他们又是多大年龄等更多信息。而当我们将陶俑残片黏合上之后，人们再想看到这些印痕，或许要等到若干年后的再次修复。”赵晓伟在讲座中，诚恳地剖析了许多不足，表示大家都从这次修复项目中得到了成长。

修文物重要的不是『天衣无缝』

修复时光碎片，抢救文化遗产，文物修复有着严格的程序。

早春时节，徐州博物馆陈列楼的后院，与土山二号墓比邻的文保楼内静悄悄。文保科技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正将从考古工地送来的文物称重、测量，撰写病害评估：“先做检查、填病历，再根据疾病程度制定修复方案，还要报送给文物行政主管部门，待批复后，才能着手修复。”

据介绍，就徐州地区文物出土情况，徐州博物馆最常修复的是陶器、玉器、青铜器和其他金属等，由于人手所限，不同材质的文物尚达不到专人修复，文保科技部的每个人都是“全科医生”。

与汉俑修复不同的是，玉器因质地稳定，病害相对单一，对文物修复师来说，最艰难的是玉片的拼合、连缀。

无论是大件的玉衣、玉棺，还是小件的玉面罩、玉枕，被历史上的盗墓者扰动过的玉片，需要经过人工无数次的比对、试错，才能回归各自合理的位置。

在徐州博物馆的天工汉玉厅，展示有徐州出土的金缕、银缕、铜缕三件不同缕质的玉衣，这是全国仅有的景观。金缕、银缕玉衣的修复此前多有报道，铜缕玉衣出土于云龙湖西南的拉犁山汉墓。

根据前两件玉衣修复经验，徐州博物馆的玉衣“织补匠”们对玉片进行了编号，按照双臂、双腿、前胸、后背、面部、双手、双脚进行分类，成功将2000多个玉片连缀成完整的玉衣。

文物修复涵盖多种领域，拿得起绣花针，也抱得动切割机。在徐州博物馆、徐州城下城遗址博物馆内，展示了多处建筑复原场景，它们都是文保人从考古工地通过工字钢隔离、托底，用千斤顶、吊车整体迁移到博物馆的。

文物修复与艺术品修复有所不同，不要求修得看不出一点痕迹，而是以不影响文物鉴赏为目的，将文物上的原始信息保留下来。这一点，从徐州博物馆展示的汉画像石、陶器上的道道修补痕迹可见一斑。

“以现代的高科技手段，无论是石器、陶器、玉器，修复都可以达到肉眼无法识别的程度，但修文物重要的不是‘天衣无缝’，残断的痕迹也是历史的印记。”赵晓伟解释。

文物修复过程虽然枯燥，但充满挑战和发现。从已被打散的物件往回推理，证据链环环相套，徐州文保修复人常年沉浸在古人设下的谜局中，打通了一关又一关。

『文物医生』亟需更多新生力量

“文物修复不是一人一时可以完成的，它需要长期的、团队的努力。”采访中，赵晓伟回顾20年文保修复经历时，提到了文物修复道路上的许多专家同仁：“第一位是我们的老领导李银德研究员，尽管他是一位考古学家，但他对文物修复工作特别关注。比如，对于修复破碎严重的文物，他提出‘所有碎片必须使用完，只能不足，不许剩余’的要求。大家都知道，修复中找到残片具体位置，比用现代材料修补要难得多，修复人员经常拼补到最后发现不对，再拆开重来。但也正是在此高标准、高要求下，提高了我们的修复技艺。第二位是南京博物院的王金潮研究员，他是一位青铜器修复专家。2006年，我们与中国国家博物馆合作‘大汉楚王’展览项目，涉及一批青铜器修复，所以邀请了王老师到徐州指导我们修复。”

往事点点滴滴浮现在赵晓伟眼前：“王老师手把手教我们，比如传统的锡焊、修整、做旧等。这些活儿尽管查资料一看好像不难的样子，但在王老师教授之前，我们是无从下手的，其中有无限奥妙。其实，王老师传授给我们的不仅仅是技能，还有他精益求精的态度和对文物保护事业的执着精神。”

赵晓伟还谈到他自参加工作以来，不同时期、不同项目一起共事过的同仁：“他们当中有技术娴熟的临聘人员，也有项目外聘的行家里手、业内专家，大家一起克服困难、收获成功，借此对他们表达感谢。”

修复技艺需要薪火相传，需要长年积累手上的功夫。没有相对稳定的技能化、学术化的文物修复人才队伍，馆藏文物就难以得到有效保护，展览利用也难以得到有力支撑。

“文物修复原本是非常小众的冷门，近些年，‘文物医生’有幸受到相对广泛的关注。”赵晓伟欣慰中又有展望，“非常期待有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投身到文物修复事业中来，也期望有更多政策出台，为文物保护事业提供更多保障。”

□青春独白

王俊彦和吕浩然都毕业于南京非物质文化遗产专业学院。两位同出生于2002年的小伙子，于2022年从家乡南京来到徐州，加入徐州博物馆的文保修复行列。

不到一年的时间，他们参与了土山汉墓漆棺、北洞山汉墓彩俑的修复工作，成为徐博文保科技部门最年轻的成员。

修复文物是一个枯燥又漫长的过程，也是驻留璀璨文明的功德之业。采访中，两位文保新人眼眸中流露着对工作的热爱与珍惜：“希望未来，我们可以成为称职的文物修复师。”

王俊彦：

跨越千年的身心交流

在彩俑修复讲座上，听到赵晓伟老师肯定了我们年轻人在修复工作中的贡献，非常开心。

我以前认为，文物修复就是修修补补，经过到徐博学习发现，文物修复工作像是海纳百川，融汇了各行各业的知识和学问。修复不单单是把文物修好，更要考虑到其存储环境、可还原性、构造、稳定性等问题。

2022年7月，我有幸参与了北洞山楚王墓出土彩绘仪卫俑的修复工作。我忘不了初次看到它们时的震撼，服饰的颜色鲜艳夺目，各式各样的剑具设计精巧，面部彩绘精致而且互不相同，俨然再现了生动的宫廷卫戍场面。

在修复过程中，我们不仅要考虑修复其现有的物质形态，还要对其没有损坏之前的构造进行思考和复原，既要修复其外表的“形”，同时也要考虑其“内涵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我总能发现当时的匠人们在制作时留下的种种“机关”。

例如，陶俑整体采用范制法，但是胎体底部的情况却有些区别，一类底部并未做透气孔或透气孔过小，另一类则直接将下部掏空。当时的人们一定注意到了，形成封闭空间的泥坯容易在烧制时，因为气体热胀冷缩导致胎体胀裂，所以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制作工艺。

近距离地与陶俑接触，可以看到常人看不到的信息。即使过了2000年之久，许多胎体上还保留了一些工匠的指纹。我会下意识拿自己的手去比量，去想当时的匠人是怎样去制作的，或是用哪只手留下的指纹。

陶俑的绘画风格也各有千秋，有的精美绝伦，有的却相对粗糙。从这些现象去想象当时制作时的场景，去思考工艺演变的原因，仿佛一场跨越千年的交流。

吕浩然：

最小干预地复原历史

在之前的学习中，我认为文物修复就是简单的黏接、补配、做旧等这些基础性的技术工作，而忽略了对文物的价值评估。其实，接手文物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对其进行价值评估，然后再制订修复方案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应不应该修复、修到什么程度。

以修复北洞山彩绘陶俑为例，有的俑身从身体两侧的合范处开裂成较为完整的两块，俑腔内范制时按压的指纹清晰可见，由此可以了解到汉代陶俑的制作工艺。如果没有对其进行细致的价值评估，修复完整后，就只能看见陶俑艳丽的外表，而看不见其内在的价值。因此，我们对这些能体现制作工艺的陶俑进行充分评估后，对部分彩绘剥落严重的陶俑未做拼接处理，而只是清理了陶俑身上的附着物，对残留彩绘不稳固处进行了加固处理，将它们直接展示出来，可以让大家更直观地看出当时陶俑是怎么制作的。

对于修复的理念，我在工作中也有了更深的理解，比如最小干预、可逆性和可识别性原则等，在保障文物本身稳定的情况下，修成可供鉴赏的样子，同时又不造成历史赝品。尽管有标准化的方案，但许多细微处还需要修复工作者根据实际来判断。

我之前是学习陶瓷器修复的，对于较为珍贵或者独特的陶瓷器，我认为最好做到“天衣无缝”，也就是所谓的商业修复，以达到其经济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巅峰。而对于出土的陶制文物，主要修复目的就是为了还原其形貌，你可以修得不那么完美，但过程一定要可逆，为未来可能需要的二次修复提供可能性。

总的来说，在文物保护与修复工作中，一定要戒骄戒躁，保持对文物的好奇心、敬畏心，在工作中要耐心、细心、有责任心，赓续中华文明的匠心。

本报记者 秦媛 摄 部分图片由徐州博物馆提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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